进入专题： 老龄化 。

龙头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好处理了。实施中经常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这是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方面的失误。搞成部门利益，是低能。最终由市场调节，最后还是市场决定。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就是把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前进中的减缓步伐，或小有停步，都是正常的现象。

按郎教授的分析，生产一件产品，所产生的利润，苹果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尔是富士康的30倍，原因就是没有定价权，这太离谱了，太不公平了。否则，我们付出了最多的劳动，付出了资源消耗的代价，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却得不到收益，这种傻事不能再继续。在过去多年金融补财政的逻辑下，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已经进行了大扩张。

必须去除银行业准财政职能银行业不再承担准财政职能，让银行业回归其市场化定位，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基本定位，应坚持推进不动摇。其二，先通过银行发放信贷，等形成坏账时再由财政进行直接救助。即财政风险可控上升，而推动金融风险的下降。以财政风险可控性上升换取金融风险系统性下降只有真正去除了银行业身上的准财政职能，才能实现金融改革市场化的目标。

目前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融资来源已经主要依赖债券市场，但空出来的地位在2009年之后却很快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填补。中国金融的三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日前举行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开幕式致辞谈中国当前改革动力不足时，给出的三条理由中的一条，是现在政府有超过十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政府掌握的资源很大，因此改革的动力小。

金融以准财政职能补财政造成如上三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央行和银行体系，仍然具有非常强的准财政职能特征。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三个疑问，是一个长期的疑问。目前日本、英国都已大量动用这一资源，欧元区则开始动用这一资源。无限的债务货币化，最终将导致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而摧毁美元。

但实际上，中国所推行的是金融补财政的思路，用金融的空间弥补了财政当年需要支出的时间。目前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净资产为负。在2003年这一轮金融业改革中，央行通过注资、剥离、票据置换等方式，直接入市。以财政风险的可控性上升，换取金融风险的系统性下降，这应是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主思路。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可以将一定限额至上的存款风险化，这将放大存款市场对债券的需求。虽以汇金公司为周转，但央行这种准财政职能的发挥，弱化了央行的独立性。

其一，以地方政府发债，替换地方政府的信贷，不会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率，但却可以缓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风险，贷款的偿还还可以减少银行体系信贷资产规模，通过减少派生存款，而减小M2的规模。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三年，信贷规模增长，累计规模达到25万亿元以上。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最终要实现经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必须厘清央行准财政职能金融补财政，金融具有准财政职能，这就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所在。因为债券市场更低的货币乘数效应，银行体系融资地位的下降，将提高中国M2/GDP的可控性。其一，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财政部必须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前，很长时期财政赤字除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填补外，大部分是向人民银行借款，即用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这是典型的政府债务货币化。第二波则是之后的国有企业贷款等，最终呈现为1999年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并由国家一次性行政剥离1.4万亿元（具体为13939亿元人民币，并谐音为要相救相救）。银行体系1999年和2003年之后累计剥离的不良资产，最终是由财政及央行以再贷款或者票据置换承担。

如果因为经济下滑以及其他综合因素，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最终给银行体系带来数额可观的坏账，中国政府是否会再度救助中国银行业？从目前来看，其实答案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还需要出来救助银行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直接融资的货币创造效应显然要低于银行信贷，减少信贷而增加债券，可以在总量上降低中国的货币乘数，降低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速度。

中国这一最后的风险总应对能力空间已经很有限，当前市场积累的关于人民币贬值的风险预期，根源即在此。这一体系是否可持续？简单展望未来十年，如果M2增速继续维持在12%（比过去10年平均的18%下降），GDP增速在8%，那么到2022年M2余额将超过250万亿元，GDP超过100万亿元，M2/GDP达到250%。

在2008年山穷水尽之后，美国已经通过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动用这一资源，但动用这一资源将放大市场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地位的担忧，因此这一资源也不是无限的。而这一改革的实现通道，即以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突破，实现全国地方法人银行的总体监管权力上收。

这是中国当前与欧美日国家不同的金融和财政风险结构。之后第三波继续形成的不良资产，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四大行累计剥离了超过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截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在大国里有几个第一，第一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第一的M2与GDP比例，第一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一的银行业总资产。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剥离央行和银行体系的准财政职能，只是硬币在金融端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在财政端。

所谓改革，就必须厘清金融与财政的关系，这包括需要清晰央行与财政的关系，以及银行与财政的关系。这需要推进国有控股银行进一步的市场化、去行政化改革，只有在股权、人事上实现了变化，才有可能真正去除准财政职能。

实际上，欧美日当前的这个风险换取过程，中国已经走了很多年，并积累到当今很高的金融风险。这是对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央行准财政职能的部分回收，有利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这是银行业真正能够实现改革的基础。推动财政本身的债务化，降低财政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其结果将是中国政府债务率的大幅上升，但这种上升将是稳健、可控的。

这也是夯实人民币汇率基础、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的不二之路，并将真正为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金融博弈注入基源力量。进入专题： 银行业改革 。目前中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足20%，但中国在货币和银行层面，却有上文提及的多个世界第一。具有支出扩张性的财政体系，在自身难以平衡的背景下，借助于金融尤其是银行信贷体系，一直是财政扩张的通道。

允许银行破产，是总体推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根本路径。这种金融补财政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低债务政府+高M2的组合。

从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资产规模前100名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来看，2005~2010年，这些企业融资总量中债券融资占比已从8%上升到23%。目前欧美日各国所推动的债务货币化，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等等，是因财政体系风险过高，转由央行金融风险的放大，来换取财政风险的减小。

即便推高政府债券/GDP达到40%、60%，也不足以成为系统性风险。按照麦金农教授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自由化要放到最后，首先要实现的是财政平衡，即只有政府具有财税基础，实现财政平衡，才能消除通胀基础，才能推动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这种条件下，存款人能够得到正的收益。